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走上了大型国企“一把手”的岗位，担任正局级领导干部。然而，在走上事业的巅峰时，他却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利用下属企业改制和帮助下属企业解决困难的机会，从中收取巨额贿赂。
他像一个参加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一路赶超对手，以出色的表现走到了赛道的终点线前。但是，他却最终没能见到迎接他的鲜花和彩旗，也没能听到观众席上送给他的掌声和欢呼声。就在他快要到达终点线的一刻，他松懈了自己的斗志，跌倒在终点线前……
一条线索牵出的腐败串案
他工作40多年，前30年还能坚守底线，而最后10年却亲手毁掉自己，倒在了仕途的终点线前
2009年，南京市检察院在查办一起案件时，发现了一条涉及南京化建集团的线索：该集团某部门负责人在企业改制中收受他人钱财，涉嫌职务犯罪。这个线索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重视。办案人员从中深入挖掘，发现了化建集团副总经理胡光也存在犯罪嫌疑（另案处理）。紧接着，化建集团下属企业南京新材总厂厂长杨二陵重大贪污犯罪案发，此案牵出了化建集团董事长李章国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引起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南京化建集团是市属特大型企业，下属近百家国有企业和10多万名职工，李章国长期担任化建集团“一把手”，是市管正局级领导干部。
南京市委领导作出明确指示：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职务有多高，只要违纪违法，都要严肃查处。为此，市纪委牵头与市检察院和市国资委联合成立专案组，制定了详细的初核方案，经缜密初核，掌握了李章国、胡光等人涉嫌受贿犯罪的有力证据。
2009年9月下旬，专案组正式对李章国展开调查。一开始，李章国态度强硬，只是不断表功，不仅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多次强调自己的“廉洁”。
李章国的这一把戏完全在专案组的意料之中。
在查办杨二陵贪污犯罪案的过程中，化建集团及相关企业多人陆续接受调查，李章国早已对此心知肚明。为此，他不仅做了周密准备，进行大量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活动，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向市政府有关领导准备了一份在杨二陵案发后如何开会查问题、提要求的“汇报”，俨然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对自己和家庭要求严格、一心扑在工作上、勤政廉洁的“清官”。
这些“假动作”岂能瞒过专案组成员的眼睛？办案人员陆续出示的大量铁证，一次次冲击着李章国的心理防线。最终，他低头认罪，开始交代自己的受贿事实。李章国交代受贿金额的过程如同挤牙膏一般，从最初的90多万，到200多万，再到最后的400多万元。
推进下属企业改制，为下属企业排忧解难，本是自己分内工作。但李章国却把这些正常工作视为个人对下属的恩惠，混淆了公与私的界限，大搞权力寻租。纵观李章国的人生轨迹，他工作40多年，前30年还能坚守底线，而最后10年却亲手毁掉自己，倒在了仕途的终点线前。
被“糖衣炮弹”攻破的心理防线
2000年后，化建集团下属近百家企业纷纷改制，李章国也随之成为一些头脑精明的生意人瞄准的目标
李章国出生于苏北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父亲就离世，母亲带着4个孩子相依为命。逆境磨炼了李章国的意志，从穷苦生活中一路走来的他发奋学习，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某石矿当工人。
25岁那年，表现优异的他被任命为车间副书记。凭借着较强的工作能力，李章国获得了领导的赏识。领导对他不吝溢美之词：踏实、苦干、办事果断、善于决策，协调能力强，能把群众团结起来。
李章国41岁开始担任该矿矿长、党委书记，就此走上仕途快车道，此后他又分别在南京华宏集团和南京市建材工业公司担任“一把手”。2000年时，南京化建集团组建，李章国出任这个“超级航母”的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3年后升任集团“一把手”。
随着仕途上高歌猛进，李章国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日俱增。2000年后，按照上级要求，化建集团下属近百家企业纷纷启动改制程序，头脑精明的生意人都瞄准了这个机会。李章国作为化建集团的实权人物，更成为这些商人巴结的对象。在“糖衣炮弹”的轮番攻击下，李章国的廉洁防线最终失守。其中，南京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夏生是“进贡”最多的一个人。
兰夏生所在的化工集团厂址原先在浦口区，后来由南京化建集团出面帮助实施了搬迁。通过改制，该企业并购了一家化工厂和设计院，资产质量明显提高。与此同时，通过改制，兰夏生作为企业负责人的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心存感激之余，兰夏生从2003年中秋节开始“拜访”李章国。刚开始，兰夏生送了3000元的红包，后来见李章国来者不拒，所送礼金数额便逐步提高：1万、2万、3万，到后来，一次性送上5万元。
兰夏生知道，化建集团就是自己企业的“家长”，很多事情只要“家长”帮忙就好办。为此，他觉得必须对李章国进行“长线投资”。2003年夏天，兰夏生结识了李章国的大儿子李明，便想出了一个长期投资的方法。他找到李章国说：“你儿子学历高，我想让他在我的企业里帮忙，每个月我给他发工资。”
李章国当然知道兰夏生所说的“工资”是什么，也知道兰夏生这么做其实是因为自己手中的权力。但李章国没有反对。之后，李明便与兰夏生签订了一份协议，每个月从该企业领取近2万元的工资。
几年后，李章国觉得银行卡记录容易被察觉，就找到兰夏生表示不妥。于是给李明的“工资”被改成了直接送现金，每次兰夏生上门，如果李明不在，他就直接给李章国夫妻。
就这样，在李章国案发前的6年时间里，兰夏生共支付李明的“工资”数额达到了91.8万余元。再加上逢年过节送的礼金，兰夏生一个人就向李章国行贿达132万元之多。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在查办李章国腐败案件的同时，按照南京市委主要领导“围绕发展查案件，办好案件促发展”的指示要求，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坚决维护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大局。
调查期间，市纪委与相关部门协调，及时安排化建集团临时负责人员，确保集团日常工作有人组织领导。化建集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后，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门与新班子集体谈话，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市监察局向化建集团发出监察建议，要求完善对领导人员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专案组也及时指导化建集团新的领导班子针对存在的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加强内部管理。
由于方法、措施得当，查办案件期间，化建集团及所属企业安全稳定、生产发展等各项工作秩序井然。2009年，化建集团全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46亿元，同比增长7 %；实现工业总产值209亿元，同比增长14.4%；实现利税10.5亿元，其中利润5亿元。目前，化建集团所属企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文中除李章国、胡光、杨二陵外，其余人员均为化名。）
花一套房钱买两套房子
在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贪婪战胜了恐惧，使其在腐化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发“工资”为名向李章国行贿，兰夏生并不是始作俑者。与其相比，南京新材总厂原厂长杨二陵的手法更加直接。
杨二陵原是化建集团下属岩棉厂厂长，岩棉厂破产后被集团内的新材总厂托管，他又被任命为新材总厂的厂长。之后，他难免要经常与集团打交道。通过集团帮忙，他做成了不少生意，也赚了很多钱。为了与李章国搞好关系，他专门办了一张银行卡交给李章国说：“领导很辛苦，给你一点车马费，我以后每个月往里面打钱。”李章国一点没含糊地收下了。之后，杨二陵果然每月向该账户里转账，4年半共转了28万元。
除了给领导“车马费”，杨二陵还不止一次帮领导买房。2002年下半年，李章国到处看房，准备给大儿子结婚用。杨二陵得知后，马上推荐了一处楼盘。李章国看过后很满意，杨二陵马上帮他把26.6万元首付款给交了。事后李章国打算把钱还给他，他只说了一句“不用这么麻烦了”，李章国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就在李章国夫妇商量如何装修时，杨二陵又出现了，他将新房装修也包揽下来。后来，李章国找装修公司准备结清10万多元装修款时，被装修公司告知杨二陵早已代他结清了。
2007年，安徽一家酒店式公寓在南京打出了售楼广告，李章国得知后表示很感兴趣。杨二陵自告奋勇说他认识开发商，如果团购还能便宜，于是李章国委托他帮忙买一套。之后，李章国把15万元的购房款交给杨二陵，杨二陵却给了他两把门钥匙：“这是两套房子，又给你儿子弄了一套。”
某投资集团董事长陈雨也以同样的方式，送给了李章国一套房子。该投资集团在资产收购中受益，陈雨对李章国十分感激，恰好该集团开发的一处楼盘要搞封顶仪式，他便邀请李章国参加。借此，陈雨试探性地建议：“你以后可以拿一套给小孩住。”李章国没有接他的话。事后，陈雨给李章国打电话说已经给他留了一套。李章国让侄女去售楼处签了购房协议，以侄女的名义拿下了这套价值50多万元的房子。
在买房方面，李章国有时候也会自己掏钱，但发现钱不够时便会让下属“帮忙”。2002年下半年，李章国想买一套商品房，却有20万元的资金缺口，正巧碰到集团所属的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便向他借钱。王某二话没说凑齐了20万元给李章国。这次借钱没打借条，事后双方都没再提及此事。
钱收得多了，李章国偶尔也会感到害怕。然而，在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贪婪战胜了恐惧，他在腐化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酒盒里装的不是酒
“自己反复重申的规定被自己当成了耳边风，渐渐胆子越来越大，以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2004年下半年，南京某物流公司董事长杨祝卫打算参与化建集团下属南京朝阳减水剂厂的收购，为此他请公司律师牵头约请李章国吃饭。饭后，杨祝卫送给李章国一瓶酒。李章国将酒拿回家后，总觉得这瓶酒很沉，打开才发现酒盒里装的不是酒，全是一摞摞的钞票，一共有30万元之多。大吃一惊的李章国有些害怕，第二天就打电话叫来杨祝卫，当面把“酒”还给他，并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要害我。”
可是杨祝卫似乎吃准了李章国的心理，一次不行就来两次。后来，杨祝卫又让律师找借口去李章国家登门拜访，临走时留下一幅字画。其实，这幅字画里藏有2万美元。这一次，李章国没有拒绝。后来，每逢节假日，杨祝卫或者其儿子都会去李章国家拜访，陆陆续续一共送了24万元。
南京某联合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志风也是企业改制的受益者，他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化建集团的扶持，为此也加入了向李章国“进贡”的行列。
2007年初，郭志风在办公室里塞给李章国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5万元的转账支票，李章国假意推辞了一下便收下了。回家后，他就把这5万元转到了妻子的账户里。
不久，李章国在一次吃饭时听到有人说：“银行卡丢了，就去银行查询，结果发现能查到这张卡上所有的资金进出记录。”“大家要当心啊。”几个人在饭桌上开玩笑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家后，李章国就寻思郭志风所送5万元这件事。几天后他找到郭志风，假装客气地说：“这钱我不能要，得退给你。”郭志风赶忙回答：“没关系的，这钱是我私人的，不会有问题，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李章国对此仍不放心，还让郭志风当场写下收条。郭志风马上提笔写了一张收条，表明自己已经收到李章国的还款。拿到这张收条，李章国才安下心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章国受贿的事实最终被逐一查实。回顾自己的堕落轨迹，李章国痛心不已：“我本来也是个好人，蜕变到如此地步，确实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李章国清楚地记得，刚从石矿调任建材工业公司经理期间，他对自己在各方面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生活条件虽然一般，但精神上十分富足：“上个世纪90年代末，即使有人送点烟也推推搡搡。组建产业集团初期，有人送几百元的购物券也遮遮掩掩。自己在大会小会上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即使收了也要交出来作登记处理。”
然而，当李章国登上化建集团领导岗位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近百家下属企业改制，很多都是“香饽饽”，李章国面临的外部诱惑逐渐瓦解了他的防线：“自己反复重申的规定被自己当成了耳边风，对关系好、够朋友的人送的钱物，仅客气几声就据为己有，渐渐胆子越来越大，以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