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源于原始社会,直到孔子时代才开始对以前的道德标准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创新。后来的人通过对孔子等人思想的解释逐渐发展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道德的标准,到北宋朱熹时,开始系统化,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开始定型。从宋代至今,道德的精神内容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尽管新文化运动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加之未能培育出新的道德标准,故而影响也就没有人们宣称的那样大。建国后,强烈的政治运动给社会道德标准打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而决策层对于道德的把握也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其影响也就逐渐地淡化。屡受冲击的传统道德标准(而非人们表现出来的社会道德水平)虽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却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而社会公众道德水平的日益下降(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十分危险的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后来又有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提法。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地强调抵制“三俗”之风。
在“反低俗”的同时,官方希望努力倡导先进性的文化。8月3日至9月4日,北京将举行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这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集中展示。官方称这次活动旨在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
整改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是一个开始,这个节目充斥的金钱、美色和性话题被政府主管者认为是“非主流的”,不应该被公开展示。
刚刚结束首轮播出的新版《红楼梦》是另一个近例。这部为林黛玉设计了裸死情节的电视剧不仅遭到了内地网民的恶评,还罕见地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批评文章称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
文化的问题不能单在文化范围内解决。在当下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要重建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时代下克己、利群的传统道德观念确实有很大难度。
一些低俗文化产品是当下物欲社会的影射,而非源头所在。若要眼不见为净,倒是应该先除去滋生这种“低俗文化”的社会土壤,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上入手才是。
进一步看,“低俗文化”的泛滥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困境未必就能完全在大众层面内解决。从道德滑坡自高阶层向下“落势化”移动的角度来看,“反低俗”还应有新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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